新時代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伴隨著中國考古學走過百年的歷程并形成完善和成熟的學科體系，考古遺址博物館也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走過了形成、發展和迅速成長的階段，成為博物館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博物館事業在新時代迎來了嶄新的發展契機，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考古遺跡和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必須保護好、利用好”。2022年7月，全國文物工作會議確定了“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同年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老專家回信時說：“博物館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場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的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確定的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充分凸顯了做好考古遺產保護、管理、展示、利用的重要意義。在新時代，各方面的力量在考古遺址博物館建設中形成一股綜合能量旋渦，一大批高質量、現代化的遺址博物館如雨后春筍紛紛向公眾開放，據國家文物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備案的遺址類博物館122家，約占全國博物館總數的2.1%，具體數據還在逐年增加（圖1）。

另外，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于2019年通過了博物館最新定義：“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向公眾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館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進行運營和交流，并在社區的參與下，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新的博物館定義強調“多樣性”及“持續性”，體現了博物館作用與功能的外延性，其直接驅動力是新時代社會轉型與政府政策而產生的新博物館類型。在中國，考古遺址博物館是保護并傳承“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綜合物證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博物館類型。

（一）敘事是博物館實現知識傳播職能的有效方式

新博物館學的研究視角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便開始關注博物館社會職能的轉變，英國學者彼得·維爾戈在其主編的《新博物館學》一書中明確提出“徹底重新審視博物館在社會中的角色”，倡導博物館應褪去自其誕生時刻起被賦予的“神廟”“精英”標識，而應走向大眾，承擔起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成為與大眾互動的“論壇”。

美國博物館學會在題為《新世紀博物館》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收藏是博物館的心臟，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館的精神。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教育機構，其根本的原則是關于信息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博物館擔負的責任不僅要做好藏品的展示，也要對龐大資源庫進行梳理和再建構，并主動將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播給大眾。博物館和觀眾之間應存在活態的關系，它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對文物的展示和保護，而應該實現藏品對全人類的共享，并進行不斷地再闡釋。

基于博物館教育職能的擴展和由對“物”的關注到對“人”的關懷的理念轉變，越來越多的學者討論博物館知識傳播的有效方式，探索怎樣才能高效、直接地將知識傳播給大眾，擔負起社會教育的職能，關懷到更多的人。由此，敘事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最聰明的、最吸引人的知識傳播的手段，并被歐美學者引入博物館研究領域。敘事學進入博物館研究領域的時間幾乎與新博物館學的興起同時，也可以說是新博物館學某種程度上為敘事學進人博物館展示研究領域提供了契機。敘事學探討的是敘事文本敘述方式、結構模式和閱讀類型，意義在于為科學地認識敘事文本提供理論框架。在博物館傳播領域，敘事學討論的重點，一方面將其作為有效的博物館學習手段，發揮博物館的教育職能，正如有研究者提出：“展覽敘事的本質是博物館從對‘物’的關注持續轉向對‘人’的關注。”另一方面是博物館研究者將博物館展示視作一種敘事文本，將敘事學的理論適用于博物館展示的敘事結構與敘事方式，同時關注觀眾的閱讀方式，由此建立博物館敘事的有效方式。

（二）何為考古敘事

考古敘事是以敘事學所擅長的交流與建構故事為方法論，依托考古學與歷史資料的科學性，將考古發掘品和研究成果以敘事的方式向公眾傳播文化遺產信息，同時，對于考古發掘尚未揭示的歷史，進行合理有據的故事建構，以此還原歷史，并引導人們認知過去。這種理論方法也被稱為“闡釋性的敘事考古學（Interpretive narrative Archaeology）”，這種考古敘事的方式能夠將專業性較強的考古學，以情節性的講述方式輸出給觀眾，不斷拉近普通觀眾與專業考古學之間的距離。“早在20世紀70年代，已有考古學家在論著中開始敘事探索，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基于考古與歷史資料的敘事漸成趨勢，出現了許多以第一人稱為視角進行敘事的考古學調查成果”。

（一）突出考古特質

考古敘事應突出考古遺址博物館的考古特質，即在地性、不可移動性、原真性、生長性。考古遺址博物館是依托考古遺址，在考古遺址原地或者大遺址范圍內興建的專題性博物館，除了遺址出土文物是重要的展示內容外，很多不可移動的重要考古遺存，如建筑基礎、灰坑、窯址、墓葬與墓葬群、祭壇、水稻田等無法搬遷的遺存（圖2），進行原地保護展示是考古遺址價值呈現和價值闡釋的鮮明特色，是區別于歷史類博物館的主要特質。

考古遺址博物館中展出的每一件發掘品，同時也是藝術品，凝結著那個時代的審美觀念。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在其《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作品》中提出藝術品的“原真性”是即時即地性，即它在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一件東西的原真性包括自問世那一刻起可繼承的所有東西，包括它實際存在時間的長短以及它曾經存在過的歷史證據。”同樣，考古遺址博物館本身及展示的考古發掘品的“原真性”可理解為，當它們作為藝術品置于你眼前的時候，都是立體的，有歷史縱深的，這種厚重的時代感只有放在它誕生的環境中，才能重現本雅明所討論的“權威性”“靈魂”以及被后人瞻仰的“膜拜價值”，而不是單純地放在博物館展柜中，僅擁有“展示價值”。對考古遺址“原真性”的保護，第二屆歷史古跡建造師及技師國際會議早在1964年便頒布《國際古跡遺址保護和修復憲章》(又稱《威尼斯憲章》)，開篇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生活的見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統一性，并把古代遺跡看作共同的遺產，認識到為后代保護這些古跡的共同責任。將它們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職責。”

生長性是考古遺址博物館不同于任何一類博物館的特質，也為考古敘事提供了驚喜和探索。考古遺址博物館的源科學是考古學，考古學致力于解決“我們從哪里來”的人類謎題，在探索和發現的過程中，不斷打破和推翻先前的認知，在延伸“歷史軸線”的追訴中，揭開歷史的謎題和未來的方向，這是一個具有生命力和能帶給人不斷驚喜的學科。例如，很多考古遺址博物館采取邊展示、邊發掘、邊保護的形式，如三星堆博物館在2023年新館建成之前，所展示文物和研究成果大部分基于1986年發掘的1號、2號“祭祀坑”，隨著2019年6個埋藏坑的發現、1.3萬件文物陸續出土和新館的開放，新的考古發現和科學技術的應用，解決了過去30年來關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也將揭開古蜀文明的宗教禮儀制度以及先民的宗教觀和宇宙觀。考古發掘對歷史謎題的解讀推動學者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調整和修正，舊的知識結構隨時會被新的發現所延展抑或顛覆，最終帶來考古遺址博物館輸出知識的更新，同時也為考古敘事帶來了更新和顛覆。

（二）突出故事

考古敘事應突出考古學、考古人、考古發掘的故事。考古敘事展陳語言應關注考古調查、發掘、科學研究的過程，將考古工作本身作為展陳的內容之一。考古學通過“透物見人”“透人見物”，來研究物與人。中國考古學經歷了百年的發展歷程，以考古成果實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時也形成了考古學中國學派。考古遺址博物館不僅要將考古發掘的遺址和遺物作為研究的主體，也應該將重大考古事件展示給觀眾，從而起到“透人見人”“以物育人”的效果。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和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為例，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展陳將1959年遺址發現至今60余年的考古發掘過程，夏文化專家對夏代歷史的探索歷程和研究成果作為重要內容，考古工作與考古發掘品的展示共同構建夏文化研究的最大展示平臺。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的展陳內容將1954年以來考古學家篳路藍縷的工作過程總結為“發現盤龍城”“認知盤龍城”“解讀盤龍城”展示給觀眾，講述考古學家們對遺址保護和研究做出的貢獻。還有一些博物館將考古工作以微觀形式復制到展廳中，甚至將考古現場搬到展廳中，以直觀的方式將考古工作展現在觀眾眼前:“如剛剛建成開放的殷墟博物館，將考古工作人員對車馬坑的清理過程作為車馬坑展示的一部分，為普通觀眾揭開考古工作的神秘面紗。”（圖3）考古工作不僅為考古遺址博物館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撐，是其展示傳播的理論源泉，同時考古敘事為展陳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內容，為觀眾理解遺址的文化內涵提供多元化的思路。

△圖3 殷墟博物館展廳中車馬坑清理工作現場 圖源：作者自攝

（三）突出綜合性

考古敘事應突出考古遺址博物館的綜合性，即空間的綜合性和學科的綜合性。考古遺址博物館是文化景觀、自然環境、考古遺跡和博物館有機結合的場域空間，由中國博物館協會編寫的《中國考古遺址博物館》一書認為:“考古遺址博物館對文化和自然遺址本體及（或）其出土（附屬）的可移動文物進行保護、收藏、研究和展示。”表明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內涵包含博物館建筑本體，本體所保護的遺跡、遺物，以及館內陳列的考古發掘品所體現的文化景觀三方面，如秦兵馬俑博物院、定鼎門遺址博物館。除此之外，考古遺址博物館甚至突破了館舍的邊界，與考古遺址公園形成有機的整體，其外延擴展到大遺址周邊的自然景觀，如良渚遺址博物院、金沙遺址博物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等。考古敘事應在更廣闊和綜合的空間中建構故事，讓觀眾不僅可以與最真實的歷史無限接近，得到精神世界的豐富，同時也與自然更親近，享受身心的愉悅。

考古遺址博物館具有學科的交融性：即考古學與歷史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文化遺產與遺址保護的交叉融合。考古敘事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將考古遺址博物館塑造成一個知識生產和建構歷史軸線的場域，通過闡釋保護、研究、展示考古發掘成果，將考古學、考古工作、考古成果與博物館聯系起來實現“博物館活化”。在考古遺址博物館中，不同學科緊密聯系，共同完成對遺址的發掘、研究和保護工作。考古敘事的表達要將多學科的成果納入敘事素材，建立和闡釋各學科間的關聯性，以此建構獨特的敘事風格和豐富的故事內容。就像歐洲著名藝術史學家阿諾德·豪澤爾（Hauser Arnold）所說的：“博物館的任務是在作品之間建立有意義的聯系。”

事實上，當代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展陳都在不斷探索考古敘事的展陳方式，將考古研究中所蘊含的學科綜合性傳達給觀眾，如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以發掘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玉器、綠松石器、骨角牙器等2000余件各類珍貴文物，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珍貴文件為基礎（圖4），融合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夏文化研究學者、知名博物館展陳專家、建筑師的集體智慧，項目展陳設計師充分研讀相關考古學資料和素材，系統地展示夏代歷史文獻、二里頭遺址考古六十年成果和夏文化的探索歷程，使博物館傳遞的知識結構具有專業研究的學術性又不乏對普通觀眾的知識普及性。

（四）實現“博物館活化”

考古敘事探索多層次的敘事語言和故事架構，擔負起公共考古推廣的職能，實現考古成果的“博物館活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考古工作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而且是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考古工作發現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公共考古將知識推廣給大眾，給大眾輸送文化營養，每一次的考古新發現都增強了考古工作者的自豪感，增強了大眾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考古敘事在推動公共考古事業方面應探索通俗易懂的闡述方式，借助數字等新技術營造全新的感官體驗向大眾展示考古人、考古背后的故事。考古敘事架構的故事性要包含遺址、遺跡經歷的歷史變遷，講述遺跡被考古學家發現、發掘的真實過程，這些消逝的歷史和幕后的工作，需要以視覺傳達（圖5）和各種沉浸式的體驗方式，讓普羅大眾能夠理解文物的歷史價值，追尋先人留下的智慧結晶，不斷增強民族自信心。

△圖5 賈湖遺址博物館展廳 圖源：作者自攝

考古遺址博物館依托考古遺址或者在考古遺址原地而建，以保護遺址、遺跡為目的，對文物進行保護、收藏、研究和展示。因此，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展陳必須與遺址緊密相關，以考古敘事為展覽主體語言，從而與傳統的歷史類博物館區別開來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劉曙光先生講：“考古遺址博物館首先是公眾考古與應用考古的問題，是考古研究和歷史研究的問題。”